历史事件1 家来源 · 1 篇报道· 更新于 11/12 00:14
Performance metrics don’t just measure academic culture – th
作者首先说明大学需要衡量研究质量、学生体验、教学结果、科研经费和影响力等方面,但警示不能把绩效度量视为中立工具。绩效指标的选择、目标传播方式和后果都会塑造学者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因此评价的价值不应只以提供“有用信息”为准。
接着论述了绩效考核如何将问责转化为不安全感。基于对 52 名英国商学院学者的研究,作者发现焦虑是与绩效衡量相关的主要情绪反应,受访者把这种焦虑归因于不断变化或不明确的期望、害怕达不到指标、职位不保以及发表在高排名期刊的压力。问题往往不是指标本身,而是对“达标”标准的不确定性和失败后果的不透明,这会促使持续的自我监控和彼此比较。
文章进一步指出这些情绪并非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具有组织性后果。受访学者报告了挫败、沮丧、自我价值感受损、抑郁倾向和情绪耗竭等,反复被拒稿或负面评价会积累成健康问题,如疲劳、睡眠障碍和头痛等。频繁的监督、评估和检查在一些人看来并非支持性管理,而是传达出“不被信任”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绩效体系改变了同事之间的关系。很多对学术工作至关重要但难以量化的行为,如指导、非正式建议、共享机会和互相批阅草稿,会在高度个体化的指标体系下被削弱。受访者描述了嫉妒、信任降低、愿意分享知识的人减少和社交孤立等现象,工作压力也侵蚀到晚上、周末和家庭生活。结果可能是大学在数据上显示出高产出,但同时削弱了支撑优秀学术工作的社会条件。
结尾部分强调评价设计的选择带有价值判断,大学在推行绩效系统时应考虑它们会产生何种学术文化。衡量工具不仅反映现实,也在创造现实,因而需要审视指标如何被传播和执行,以及这些做法对信任、合作与学者身心健康的长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