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hance to get it right on meeting expectations on disabili

文章以多项调查数据为基础说明高等教育中残障学生的数量在增加，但支持与体验存在明显差距。根据 2024–25 年 HESA 数据，近五分之一学生在院校申报有残障，自报数据在 Hepi/Advance HE 2025 年学生学术体验调查中甚至高达 37%。然而 2025 年 SAES 显示，残障学生考虑辍学的比例接近 39%，远高于非残障学生的 22%。Disabled Students UK 的 2025 年年报也指出，仅 44% 的残障学生认为所有已商定的调整都已落实。 文章还指出，虽然教职员工对残障学生更有支持意愿，但这种态度并未普遍转化为具体调整实施。DSUK 报告显示，有支持计划的残障学生比例从 2024 年的 77% 降至 2025 年的 66%，并且与残障顾问会面的学生减少，说明提供支持的基础设施在收缩。 政策与资金变化被认为加剧了问题。教育部就 Disabled Students’ Allowance（DSA）中是否只在无法用免费替代品满足需求时提供辅助软件资助展开了公众咨询，若资助收紧，相关成本可能由院校承担，扩大不同院校间能力的差距。同时，疫情期间普遍采用的可及教学做法——如课程录播、混合参与、提前提供讲义和便捷延期申请——正在逐步被取消，而这些做法对尚未申报残障的学生尤为重要。 作者认为，当前问题不仅仅是经费压力，还包括政策设计与问责机制不足，导致个体化调整难以落实。文章呼吁在 Office for Students 即将发布的期望声明下，研究如何将普适设计（universal design）与制度性问责结合，既提高实施效率，又减少对单一资源有限院校的依赖，以真正改善残障学生的教育体验并降低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