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伊莎贝拉·韦伯呼吁放弃意识形态，以“让必需品可负担”为反法西斯经济政策核心

伊莎贝拉·韦伯认为，许多经济学家过于坚持意识形态，不像牙医那样以缓解病人痛苦为出发点，因此未能应对当下严重的社会经济症状。她把现状描述为多数人生活“完全无法忍受”，并指出极端不平等、企业集中化和气候危机正在侵蚀民主基础，气候变迁还为大企业带来“巨额意外利润”。 韦伯在其新书 Anti-Fascist Economics 中提出，把“使生活必需品可负担”作为公共政策的中心目标，具体包括住房、交通、食物、水、能源和医疗。她主张经济学家应放弃意识形态纯粹性，形成“大棚式的经济政策”，用各种可行的手段和工具来保障基本生活成本的可负担性，而不是寻找单一的万能解法。 在具体政策上，韦伯举例说明多种干预措施：在粮食领域建议建立公共缓冲库存，由公共实体在低价时储购、高价时抛售以稳定价格，并倡导区域性联合采购以提高谈判力；在零售端引用墨西哥的 canasta básica 做法，通过自愿价格篮子配合税收或关税优惠控制零售价格。她强调这些工具既可利用市场和利润机制，也可采用国家干预，关键在于根据各部门具体情况设计细节。 韦伯的观点已在进步派政治圈产生影响。她是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副教授，并在哈佛 Fairbank Center 担任研究员，曾为多位美国政界人物和包括英国在内的决策者提供咨询。纽约市长 Zohran Mamdani 在市长会议上指出，韦伯的研究影响了他的可负担性议程，包括免费公交、普惠托育、租金上限和公共杂货等。英国内政相关演讲中也出现与她主张相近的话语。 韦伯同时提醒，尽管口号简洁，落实却复杂，每个领域性质不同，因此需要对症下药的具体政策设计，而不是简单地扩大国家干预或完全依赖市场。她主张细致入微的政策组合，以在保障民生的同时限制极端政治势力借社会经济危机扩张的空间。